為預防和減少婚姻家庭糾紛，內蒙古自治區婦聯創立調解品牌——蒲公英“和姐益家”。他們利用“法院+婦聯”工作機制，有效助力家事調解；他們創設社區“電視臺”及“紅鏡頭”調解室，將家事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他們注重理念引導，用正確婚姻家庭觀念潛移默化影響當事人，累計調解婚姻家庭糾紛1.5萬余件，成為大草原上眾多家庭的“穩定器”。

在一對對唇槍舌劍的男女交鋒中，她一會兒慢條斯理、和顏悅色，一會兒軟硬相濟、察言觀色；有時引經據典、旁敲側擊，有時又苦口婆心、掏心掏肺。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人民法院婚調室，于大姐成了“香餑餑”，慕名主動找她調解的人特別多。

于大姐叫于學先，從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退休后，成為自治區婦聯的一名法律服務巾幗志愿者，被婦聯聘為呼和浩特市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委員會設在這里的一名調解員。

“和姐益家”調解員于大姐在調解現場。

在內蒙古，像于大姐這樣“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跑斷了腿”的基層婦女調解員還有很多。她們有個響亮的名字——北疆“和姐”，一個個“和姐益家”調解工作室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播撒在北疆大地。

“內蒙古婦聯以維護婦女兒童和家庭權益為己任，切實把工作做在平常、抓在經常、落到基層。”內蒙古婦聯權益部部長壽蘭蘭表示，自治區婦聯由此創立了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品牌——蒲公英“和姐益家”。在其推動下，全區各級婦聯組織常態化開展婚姻家庭糾紛預防和排查化解工作，確保矛盾抓早抓小，化解在萌芽狀態。

“法庭上講法講理多，我們這兒講情講愛多”

在新城區人民法院，于大姐的調解功夫名聲在外。

“昨天，一對因孩子教育意見不合要離婚的夫妻，就在調解后冰釋前嫌了。”

于大姐認為，這背后，除去調解員的耐心、細心、熱心，還有工作機制上的“秘訣”。

原來，在內蒙古自治區和呼和浩特市兩級婦聯的指導下，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不斷深化法院主導、婦聯深度參與的“法院+婦聯”聯動工作機制，加上察言觀色、分類處理的工作法，成為外界重點參觀學習的亮點。

一次，一位女士氣沖沖地來到調解室，哭訴丈夫整天喝酒不顧家，自己是一天也忍受不了了。起初，于大姐給男方打電話約他來調解，卻遭到男方拒絕，稱“她想干嘛干嘛，我是不會去調解的！”

“察言觀色、從細微處找到突破點，是一個婚姻調解員必備的技能。”在傾聽這位女士的抱怨中，于大姐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細節——倆人有個上初中的女兒特別優秀，有望考上重點高中。但因夫妻鬧矛盾，孩子的成績急轉直下。

“在妻子眼里，丈夫最大的優點就是對女兒特別好，女兒是其掌上明珠。”想到這兒，于大姐心里立馬有了譜。她決定抓住女兒這條線，做丈夫的工作。

“女兒是爸爸最大的牽掛，第二天我給男方發短信，以不影響女兒學業和未來發展為主攻方向，讓他過來調解。不出所料，男方收到短信后非常積極，第二天夫妻倆就相約著一起過來調解了。在我面對面地勸說開導下，男方終于認識到錯誤，給女方賠禮道歉，表示為了女兒今后一定少喝酒多顧家，女方也當場撤回調解申請。”于學先說。

“法庭上講法講理多，我們這兒講情講愛多。”——這是于大姐團隊高調和率的秘籍，但她們也有快刀斬亂麻的時候，會因事制宜、分類處理。

赤峰市蒲公英“和姐益家”調解現場。

“我們也不是對所有來的人都‘勸和’。一般講，吵吵鬧鬧的大多還有調和的可能，反倒是雙方特別平靜、不吵不鬧的，說明在家里都想好了、談好了，那時我們能做的是依法保障好雙方離婚權益。”

對蒲公英“和姐益家”的作用，新城區人民法院家事審判團隊負責人趙婧深有感觸。

“婦聯這些調解員大姐，對我們法院來說特別重要。近年來，‘案多人少’問題在我們基層法院比較突出，像于大姐她們大部分是從政法機關退下來的，非常有經驗，調解成功率高，大大減輕了法院的負擔。”趙婧表示，“加上我們的婚姻家事法官多數是‘90后’，他們跟當事人說法條沒問題，但家事調解和于大姐她們比，就有短板。”

從2018年開始，“和姐益家”項目每年為于大姐團隊匹配一定的項目經費。據統計，于大姐團隊的調和率目前為75%，成為當地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化解的一個助力。

“我常講，婦聯的一個小項目辦了大事業。”于學先感慨道。

小社區竟有“百姓電視臺”和“紅鏡頭”

以“和姐”崔強書記名字命名的蒲公英“和姐益家”工作室——“崔強聊吧”在東河區乃至整個包頭市都非常有名。

崔強是內蒙古包頭市東河區楊圪塄街道安居社區的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還是社區的婦聯主席。22年的社區工作，憑借“盡量將家庭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階段”這一理念和創新舉措，她成為了當地家事解紛的名人。

“作為社區婦聯主席，我的感受是化解家庭矛盾糾紛一定不能被動，在矛盾形成初期或還未形成時，就加以化解才是最好的選擇。”崔強說。

她所在的安居社區，居民大部分是北梁棚戶區改造搬遷來的。“整個社區近一萬多居民，大部分不認識。剛開始大家對我和社區不信任，一有事就習慣找上級領導、找電視臺。這倒給了我靈感，我們自己能不能辦一個‘百姓電視臺’？”崔強說。

說干就干。在街道的支持下，攝像機、話筒、照相機等硬件設備一應俱全。崔強帶著社區老黨員、巾幗志愿者等15人組成了“拍攝小分隊”，社區騰出一間房子作為“紅鏡頭”調解室，專門處理居民們的困難訴求、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各類問題。

崔強驚喜地發現，那些因為婚姻、贍養、遺產等家庭矛盾，動不動就不念親情爆粗口、自私自利胡攪蠻纏的居民，到了鏡頭前不自覺地變了個樣子。

“鏡頭一開、話筒一舉、燈光一照，大家一看我們那儀式感，似乎一下子就更文明了。之前吵得不可開交的，鏡頭前立馬就不嚷了、不吵了、不鬧了，一家人都以理服人、心平氣和地聚焦怎么解決問題了。”

2024年初，蒲公英“和姐益家”工作室正式落地“崔強聊吧”，打開了基層社會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糾紛的新思路。

“和姐”崔強在了解糾紛細節。

截至目前，安居社區婦聯通過“崔強聊吧”已經化解婆媳糾紛、夫妻矛盾、鄰里糾紛等各類糾紛68件，95％以上的問題均第一時間得到妥善處理，力求實現“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街道、難事不出區”。

現在的崔強是全國三八紅旗手，她說，居民的認可就是自己前行的“加油站”。

“溫馨驛站”成草原家庭“穩定器”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有一個盟婦聯和法院聯合成立的“溫馨驛站”品牌調解室，也是蒲公英“和姐益家”的一枚種子。

“溫馨驛站，調和萬家。我讓一點，你讓一點，舒心的笑容多一點。”“你忘了我們當初的約定了嗎？”步入這個驛站，墻上幾行鮮艷的紅字格外醒目。

“我們有三四間辦公室，每天大概接待七八起婚調案件，日常我們3名工作人員‘滿負荷運轉’，你看，這四五個人都是排隊等調解的。”錫林郭勒盟溫馨驛站婚姻家庭建設協會會長、蒲公英“和姐益家”調解員張秀艷說。

這個驛站的鮮明特色，是注重理念引導，用正確婚姻家事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當事人。

在布置溫馨的心理咨詢室，墻上掛著一個大電視，不停地播放新人的結婚照和婚禮視頻。調解員白大姐說：“這個辦法很管用，我們就是讓那些吵得不可開交的夫妻，在這里重溫他們結婚時恩愛的樣子，讓那些曾經美好的記憶，喚醒可能被冰封的記憶。”

張秀艷在“溫馨驛站”調解未成年人撫養糾紛。

多年的婚姻調解實踐，讓驛站里的調解員們深知，一次調解成功，遠遠不是終點。

“你不會游泳，換池子是沒用的。”張秀艷表示，這也是近幾年來，驛站持續開展婚前和家庭教育培訓的原因。

“因為婚姻家庭糾紛的種子，也許在婚前就埋下了。你這一次貌似調解成功了，但夫妻倆如果不會經營家庭，回去后遲早還會出問題。”

八年來，這個“溫馨驛站”調解室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在化解婚姻家庭糾紛工作中的作用，成功挽救8000余個即將破裂的家庭，成為錫林郭勒大草原無數家庭的“穩定器”。

“近年來，自治區婦聯在及時有效介入調處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個案的同時，加強同相關單位協作配合，建立了處置青少年極端案（事）件聯動機制、涉婦女兒童重大案事件預警處置聯動機制等，深入開展困難婦女司法救助活動，有形有感有效維護婦女兒童權益、促進婦女兒童發展。”內蒙古婦聯黨組書記、主席王芳表示。

目前，內蒙古自治區婦聯已支持包括“和姐益家”在內的“蒲公英”婦女兒童權益服務項目366個，累計調解婚姻家庭糾紛1.5萬余件。

巴彥淖爾市蒲公英“和姐”為孩子做心理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