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糾紛首先要明確法律關系，并固定請求權。”

“訴前調解需及時固定雙方意見，避免后續一方反悔導致調解無效。”

“不能有‘應當如此辦事’‘應當如此訴訟’的慣性思維，需從當事人角度出發調整思路。”

……

10月25日，記者在寧夏銀川市永寧縣法院看到一沓厚厚的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記錄著該院今年以來辦過的案件、積攢的經驗、類案的總結。“我們隨案發放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要求大家嚴格甄別需要監測的案件，尤其是需要總結裁判規律的類案、敏感性案件和可能引發上訴、衍生執行等案件，通過質效監測，既給當下案件及時做‘體檢’，也能為后續類案等審理統一裁判尺度、提供經驗參考，全方位提升案件辦理質效。”永寧縣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

“辦案不能僅為結案，還應減少‘案’衍生的‘件’”

“法官，我的孩子現在鑒定為十級傷殘，身體權、健康權、生命權受到嚴重侵害，您必須為我們主持公道。”2024年9月，永寧縣法院法官江新科受理了一起某小學生健康權糾紛案件。

同為小學生的馬小某與陳小某玩鬧時，將陳小某從學校一處看臺推下，導致陳小某受傷。后陳小某在醫院進行手術，并被鑒定機構鑒定為十級傷殘。

陳小某之父陳某將馬小某及其監護人馬某、該小學一并訴至法院，要求各方共同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此案不好處理。這是江新科梳理案件資料后的第一感覺。

“學校已明確表示該承擔的責任一定會賠償到位。但馬小某的家庭情況比較困難，其父母常年打零工，收入較少，且家中沒有積蓄。如果就案辦案、直接判決，可能會導致賠償不到位的情況，很難保證不會出現再上訴或者衍生出強制執行一次甚至多次的情況。如此一來，解決這個矛盾糾紛（案）所經歷的訴訟程序（件）就多了，即‘案-件比’就會變高，法院投入的司法資源和當事人付出的訴訟成本也就越多。”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上“案-件比”一欄，時刻提醒著江新科辦案不能只看當下，還得避免“一案結多案生”。于是，江新科決定以調解“代替”判決。

“既為同班同學，以后還要在學校相處好幾年，我們理解一下馬某家的困難情況，多少對賠償金額退讓一點。”江新科跟陳某溝通完，又找到馬某：“都是做父母的，再困難也不能不擔責，根據家里每月的收入，您多少拿出一點賠償的誠意來。”

就這樣跑了好幾次、苦口婆心勸了又勸，雙方終于達成和解，陳某自愿放棄部分賠償，馬某每月償還2000元直至還清所有賠償款。

調解結案后，江新科按照永寧縣法院出臺的執源治理規定，督促馬某按月償還。得知前幾筆案款順利履行后，他在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上“案-件比”一欄，對是否存在上訴、執行等情況，鄭重地寫下了“否”字。

“辦案，不僅僅是辦案。當事人感受公平正義，最核心的落腳點就是‘一次性實質解決糾紛’。所以我們辦案時應最大限度減少‘案’衍生的‘件’，降低‘案-件比’，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需求與期待。”這是江新科審理所有案件都堅持的一個原則。

“爭議焦點就在那，只要撥開表象迷霧就能夠看見”

“雙方之間的訴訟是買賣糾紛還是因繼承引發的債務糾紛？”

“原告到底起訴的是買受人還是買受人的繼承人？”

4月，永寧縣法院法官黃建興受理了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件。

潘某稱李某（已于2014年意外去世）生前同妻兒一同前往自己的苗木基地購買苗木，共拖欠2.9萬余元貨款，自己多次催要無果，甚至多年未能聯系上李某一家，于近期才打聽到李某妻兒的聯系方式，請求法院判決二人償還全部貨款。

初看舉證材料等案件信息時，過于龐雜、零亂甚至相悖的證據讓黃建興一時犯了難。

“就在我為梳理庭審思路發愁時，院里下發了關于在案件審理中開展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試點的通知，并印發了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第一欄就要求審理案件時要固定裁判請求權、明確爭議焦點和法律關系，這讓我豁然開朗。”黃建興現在還記得那一刻的感受：“黑暗中摸到墻的感覺。爭議焦點就在那里，但我的思路當時被表象迷霧帶‘跑’了。”

確定本案系買賣合同糾紛，確定本案爭議焦點為案涉債務是否為夫妻共同債務、李某妻兒是否承擔還款責任……理清思路的黃建興也理順了案頭上的舉證材料，認定本案債務為共同債務，判決李某妻子向潘某支付全部貨款。

“宣判后當事人均服判息訴。”談及最終結果，黃建興表示：“這張看似平平無奇的監測表，卻幫助我扭轉了辦案方向，避免陷入爭議焦點及法律關系出現偏差進而導致辦案結果不理想的情況，也讓我積攢了珍貴的辦案經驗。”

“信證據但更要穿透證據尋找案件事實”

“到底是誰欠的錢？”7月初，黃建興看著案頭上簽了李甲名字的6張欠條陷入沉思。

回想開庭的那一天，張某起訴李甲、李乙二人拖欠自己貨款4.9萬元，并舉證6張欠條；李甲未到庭，亦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李乙稱李甲系自己的雇員，并舉證一份與案外人簽訂的合作工程結算單，其上顯示涉案工程所有費用均由案外人支付。

“僅看證據，似乎李乙的確不應承擔張某的貨款，證據指向李甲可能存在自行購入貨物使用且事后并未取得李乙認可的可能。那么，據此就應判定李甲承擔該筆貨款的還款責任。”黃建興與書記員一同梳理開庭情況及舉證材料后，總覺得案情不是如此簡單。

于是，黃建興在訴中調解時再次傳喚三方到庭。

“我雖在欠條上簽了字，但貨物并不是我使用的，而是交給了公司，我只是李乙的雇員。”李甲情緒激動地表示。

“我是工程的實際承包人，但我也是與別人合伙，總不能我承擔全部的責任吧。”李乙仍想推卸責任。

“不管貨物誰使用了，反正你們拉走了，就得給我錢。更何況李乙說的合伙人我不認識。”張某只想討回自己的貨款。

“既然合伙，就要對合伙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黃建興的一番釋法明理后，李乙與張某達成調解協議，約定按月支付貨款直至結清，調解從僵局變成了“順風局”。

“這起案件順利辦結，是因為我此前在案鏈提質增效監測表中的類案辦理中，看到一段深受啟發的‘案后余思’：辦案要注重證據，但更要樹牢穿透式審理思維，結合證據產生的真實場景，順著尋找到的案件事實針對性地引導糾紛化解。”黃建興審結此案后，亦將經驗總結記錄在了監測表上，以期在此后類案的辦理中，讓大家能夠“信證據但更要穿透證據尋找案件事實”。（鄭芳芳 劉敩妮/文）